艾行利律師:篤志刑辯 做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2021-11-12 13:07:03

艾行利律師:篤志刑辯 做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文/彭川

“我心目中的優秀律師,是專業、專注和有責任心。”艾行利律師說。在他眼里,律師干的是技術活,也是良心活,代理案件時是否盡了力,有時當事人或許看不出來,但律師自己心里清楚。

年輕,儒雅,有學者氣,這是他留給大多數人的第一印象。

而他對自我的認知,是一個做事細致、比較側重技術的律師。“一段時間不學習,不鉆研法律技術問題,我心里就會發慌。”他說。

起初,他在中國最頂級的“紅圈所”——北京市君合律師事務所工作。執業初期,他代理的4個案件中有3個實現了不起訴,成績亮眼。然而,為了更好地專注于刑事辯護,2020年7月,他毅然辭別君合加入了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

“做人需要腳踏實地,但有時也要敢于仰望星空,去追逐自己心中的夢想。我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做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他說。

志在刑辯

刑事辯護被認為是法律王冠上最閃亮的一顆明珠,也是法律行業中最為復雜的一門技藝。但依然有不少人對它“情有獨鐘”,艾行利律師便是其中之一。

他畢業于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是刑法學碩士。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直屬于公安部。“這里的學生,只要愿意,畢業后基本都能做警察。”艾行利說,每年一到畢業季,全國各地公安系統都會過來要人。順理成章地這里的學生基本都去了警隊,成了“照耀天下長治久安”的人民衛士。

“我們的同學,進入私企或者從事自由職業的,是極少數。”艾行利說。

然而,律師工作的相對自由,以及歐美律政劇中職業律師所展現出來的風采,令艾行利對其充滿了向往。最終,他成為了這“極少數”中的一個。

在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艾行利不僅學到了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還有刑偵、格斗等技術,而談及最大的收獲,他表示,應該是了解了警察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因為這讓自己后來在跟公檢法部門打交道的時候更懂得如何去換位思考。

在中國,公檢法長期被視為強勢權力,常引發律師的對抗心理。艾行利說,“其實,律師有律師的壓力,公檢法亦有公檢法的難處,需要互相理解。”作為律師,應該主動站到對方的立場去思考問題,盡量通過良好和有效的溝通,尋求雙方的一致性。在此基礎上,通力合作,盡快還原事實真相,促進法律法規的準確適用,早日圓滿結案。“就這一點來講,絕大多數的時候律師和公檢法部門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艾行利說。律師合乎情、合乎法的主張,很多時候是能夠得到公檢法部門的理解和支持的。

他表示,律師代理案件,有效溝通很重要。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溝通,是了解案件全貌的主要途徑;與公檢法部門之間的溝通,則直接關系到案件的最終結果,“事實上,依據我的個人經歷,借助有效的溝通,很多問題在開庭之前就能得到解決。”

如果溝通一時受阻,何時采用對抗性的方法,也是一門學問。“我們不能為了對抗而對抗。從事律師這一職業和我們出現在一些特定的場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盡可能地為當事人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艾行利說。

實踐中,這種處事方式給他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幫助。

大學時學的刑法學,在校期間又聽了大量的刑法講座,這讓最初只是對刑法感興趣的艾行利漸漸地癡迷上了刑法。

“那時,我便下定決心要走刑法之路。”他說。

如今,談及代理刑事案件的感覺,艾行利喜歡用“刺激”一詞來形容。他說,每一起刑事案件幾乎都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在這些故事里,蘊涵著百味人生,很多時候結果似乎已經被提前寫好。常人基于對法律的有限了解,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律師卻要為當事人“逆天改命”。而一旦通過法律手段實現了自己的目的,把別人認為的不可能變為了可能,案子最終實現了不起訴或者輕判的結果,由此,給律師帶來的滿足感,可以在精神的世界中炸出最絢爛的煙火。

“我挺享受這種感覺的。”他說。

最初,在京師實習時,艾行利辦理過一些刑事案件。后來到了君合,又參與了大量商事訴訟和非訴業務,成績也是有目共睹。如果沿著這一方向發展下去,似乎也不錯。但正是因為參與過各種類型的案件,歷盡千帆,讓他對內心的向往更加清晰,那就是刑事。

“律師,有諸多的細分領域。有些領域,律師收入很高,財富帶來的滿足感很強。有些領域,律師名聲很大,是公眾視野中的???。與之相比,大多數刑事律師顯得低調得多,拋卻浮華,只余本真,在自己追求的路上勇往直前,非堅定的毅力和決心而不能行。”艾行利說。

他期待自己能在刑辯行業留下一些獨特的印記。

專業為本

到君合后,艾行利便確立了走專業化之路的大方向。

君合的主營業務是商事,所里設有商事刑事組。在君合的兩年,刑事業務實際占用了艾行利70%以上的時間和精力。

“君合高手如云。要在競爭如此激烈的君合立足,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差異化競爭。因為君合專業從事刑辯業務的律師并不算多,于是,我決定著力把這一塊的業務打造成自己的‘長板’。”艾行利說。

目標明確后,即便是工作再繁忙,艾行利也從未停止過學習。他利用坐地鐵、高鐵、飛機,以及跑步的時間,聽了數百個刑辯講座。幾乎購買了市面上所有的刑辯書籍,并選擇性地進行了閱讀。對于自己所經手的每一起刑事案件,他也總是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力爭做到極致,力求舉一反三。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段時間后,艾行利的競爭優勢開始顯現——找他合作的人越來越多。離職時,他做過一個統計,發現自己先后跟君合的上百位合伙人都有過合作,無論是君合北京、君合上海、君合深圳,只要是刑事業務,直接或者間接的很多最后都會找到他這兒。

在君合,艾行利主辦、參與了多起世界500強企業和國內頭部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和刑事辯護重大項目,成績顯著。

對艾行利而言,在君合執業是一段很美好的經歷。雖然工作壓力和工作強度都非常大,但收獲也不小。那兩年,他的專業能力突飛猛進,創收遙遙領先于所里的同年級律師,在律所內部也是連續兩年獲得最高評價——杰出。

在他心里,君合的確不負全國一流的聲譽,這里的工作方式、律所文化是最接近歐美律所的。“在君合工作,確實會有一種自豪感。每次代表君合去開庭,我也會特別珍惜自己的羽毛,心想,自己的表現必須得對得起‘君合’兩個字。”

在君合,艾行利也進一步強化了自己扎實、細致的工作風格。

然而,雖然很喜歡君合這個平臺,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后,2020年7月,艾行利還是正式返回了京師律師事務所,他曾經實習過的地方。

原因很簡單——刑事。

“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時間專注于刑辯業務。在君合,我的精力還是太過分散,需要處理大量合作單位的刑事合規、商事糾紛、非訴咨詢等其他業務。”艾行利說。他希望能夠有更大的自主權,把刑事變成自己的專項,在這一細分領域持續深耕,將自己的精力和熱情百分百地投入到刑事辯護事業中來。

2019年12月,京師成立了京師(全國)刑事專業委員會,在一批具有帶頭作用、業務能力精湛、專業素質高的刑辯律師的帶領、推動下,京師刑辯隊伍不斷擴大、刑辯氛圍越來越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重大影響的刑事業績越來越多,京師刑辯的品牌在業內也是愈加響亮。

刑事平臺專業化、業務精細化,這些利好的發展讓艾行利心動不已。于是,他回到了當初自己夢想開始的地方。

談及現在的變化,艾立行最大的感受是更自由了。時間可以更自由的調配,在案件選擇、客戶選擇及案件的鉆研程度等方面,有了更高的掌控度。“自己選的案件,對客戶的情況更了解,溝通也更深入,精細化服務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間。”他說。

當然,這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以前有人頂在前面,不用自己獨面風雨,現在帶了團隊,就要獨立做決定。很多時候,案子接或不接,案子辯點的選擇,抑或是方向的把握,都需要你去做最終的拍板。”艾行利笑著說道。

事實上,回到京師后,是他另一段人生的開始。以前是一個人,只需埋頭鉆研技術,把官司打好;現在是一個團隊,除了案件本身,創收,團隊建設,這些都需要他去通盤考慮,統籌協調。“是有負擔,但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正是因為有了團隊的存在,我們才敢去想象和描繪更廣闊的未來,才能進一步去拓展、深化我們的專業化之路。”艾行利說。

幸運的是,在京師,他遇見了一批堅守刑辯價值的前輩,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熱愛刑辯事業的小伙伴,前行的路上,并不孤單。

“獨立執業至今,我從來沒有后悔過自己的選擇,相反越來越慶幸自己當初作出了這樣的選擇。”艾行利說。

在京師,如其所愿,他的興趣與工作實現了真正的融合。

工匠精神

執業過程中,艾行利非常推崇初入行時聽過的一位前輩的一段話:“花三五個小時研究法律問題,水平相當于一線民警;花十個小時、十五個小時去研究,可以與檢察官掰一掰手腕;如果想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則需要至少投入二十、三十個小時。”

請100個律師,案件可能會有100個結果。“汗水從不會騙人。律師用心辦案的話,是能夠體會到這句話其中的道理的。”艾行利說。

他表示,為了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代理案件的過程中,律師往往需要花大量時間,進行不同的嘗試。很多案件的轉機就隱藏在“視覺盲區”,此時,律師唯有反復梳理案件,并盡一切可能與公檢法實現有效溝通,才有可能于“山窮水盡處”窺見一線生機。

“作為律師,我們應該用工匠精神對待每一起案件。”他說。

工匠精神,是一種職業精神,其基本內涵除了專注、敬業和精益求精,還包括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創新內蘊。

一向注重學習新知識的艾行利,善于利用新技術,進而找到創新思路來解決問題。比如,近期他利用電子證據規則打了幾場漂亮仗。

不久前,發生在天津的一起案件,4名嫌疑人被抓,且全部認罪。經過審查起訴階段的溝通,艾行利的委托人作為并列的第一責任人,因為有自首情節,量刑為3年2個月。這個案子其實很棘手,嫌疑人自始至終都認罪,而且4人的判決都有基本方案。這種情況,留給律師的辯護空間很小。

“我個人認為這個量刑還是偏重。依據量刑規范化標準重新計算了一下整個的量刑過程,我覺得這個案子最理想的情況下,判2年3個月比較合理。”艾行利說。

有了目標,如何實現呢?

首先,考慮自首情節,可以減輕至3年以內。其次,得找到案件的“瑕疵”,因為案件的證據并不復雜,必須在有限的空間里打開被人忽視的突破口,掌握談判的籌碼。從北京到天津成了那段時間艾行利的固定路線,提交了書面意見后,還和法官進行了多輪溝通。

對掌握的全部信息反復比對后,艾行利果然發現了切入點,這個案件里用到了電子數據。

電子數據是比較新型的一種證據形式,但是電子數據本身依賴特定儲存載體,一旦其制作、收集、提取、儲存、檢查、保管、展示方式不規范,極易造成數據失真,因此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違反強制性規定的排除后果,對電子數據證據規則的研究和運用可能成為取得突破的關鍵。

“還有就是,法律規定:做辨認筆錄的照片不能少于10張。我發現里面有多份辨認筆錄均存在照片重復的情況,不能被算在內,案子里多數辨認筆錄不能作為定案根據,而且非法取證的大量電子數據過時也無法補正。”艾行利說。

由此切入,艾行利寫了十幾頁的辯護詞,對涉及到的電子數據問題提出了異議,按照最新的刑事司法解釋進行了闡述,并申請召開庭前會議。在檢察院激烈地交鋒兩個半小時后,終于和法官達成一致,后面又進行多輪磋商,最終其當事人的刑 期從3年2個月變成了2年。這也是4人當中最低的一個刑期。

事后,艾行利回顧說,這個案子能取得這一結果,離不開與公檢法部門的深度溝通,也正是這樣才能看清全局。而在溝通的過程中,他發現,目前我國的一些公檢法部門對于電子證據的了解其實不多,律師也很少有研究。“天津某區的法官就明確告訴我,在他們區法院,我是第一個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的。”他說。事實證明,電子數據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呈現出數量越來越多、增長越來越快、占比越來越高的趨勢,在許多案件尤其是互聯網相關犯罪中,對電子數據證據規則的研究和運用很可能成為某些案件取得突破的關鍵。

艾行利對電子證據的運用開了行業“先河”。2019年9月,他主辦的一起某磁力搜索引擎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也是基于電子數據失真,程序違法,實現逆風翻盤的案子。偵查機關指控嫌疑人系情節嚴重的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取保后改為傳播淫穢物品罪(兩年以下)。他跟了一年多,最終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

這起運用電子證據規則成功助力不起訴的成功案例,從如何取用數據,如何利用證據做辯護,到最終取得結果,流程順暢,技術性強。因其開創性價值,被南開大學的一位教授作為典型案例,在全國多個場合分享。

“對刑事律師來說,證據規則至關重要。”艾行利說。

作為一個十足的技術控,他經常問助理,一篇辯護詞,寫完之后,你有沒有找到辯點?再華麗的辭藻,再熱鬧的內容,如果沒有關鍵點,也是紙老虎,在法庭上不堪一擊。

而要發現這些突破口,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認真踏實地沉下心去做事,如果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能領超過90%的同齡律師,那成功更是倚馬可待。

操作規范,注重換位思考,也要專注于技術,這是艾行利自己的成功秘訣。

談及自己通過電子證據規則的運用,打下的幾場戰役,艾行利也頗為感慨,同時也深感幸運。他說,“這類案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希望以后還有機會再碰到。”

仰望星空

康德曾說過:“世界上只有兩件東西最能震撼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璀璨的星空。”

艾行利也常說,做刑事律師,需要有情懷。

為了踐行這種情懷,追尋律師的價值,除了本職工作,艾行利還經常抽空參與一些法律援助類案件。“我們要努力讓每一個人民群眾都有機會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他說。

日前,他剛接到一份自己以“客串”身份參與的法律援助案子的判決書。

事情發生在2020年,地點是甘肅省酒泉市。當地民警在一次稽查工作中發現,32位大貨車司機有吸毒嫌疑,故對其進行尿檢,結果呈安鈉咖陽性,遂傳喚至派出所開展進一步的調查詢問。貨車司機承認有吸食毒品。隨后派出作出《行政處罰書》,除了罰款。因為有了毒駕記錄,32位貨車司機的駕駛證隨時可能被吊銷。

“原本這個案子是我們所一位實習律師首先接手的,后來他因無法獨立代理,我便接了過來。”艾行利說。當時他以為,該案的事前準備已經足夠充分,自己當時還沒有去過敦煌,打算抱著旅游的心態過去看看,順便處理一下這個案子。

“到當地后,跟當事的貨車司機一聊我才發現,駕照被扣以后,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太凄涼了。車不敢上路,家里斷了經濟來源,還需要還貸款,壓力非常大。”艾行利說。

當時離開庭只有兩個多小時,艾行利讓貨車司機們先到賓館休息,然后自己趕緊拿來案件材料重新梳理。“雖然這是個行政訴訟,我還是按照刑事訴訟的思維來處理,對證據和程序提出了很多質疑,基本上把原來材料中的主要意見全推翻了。”他說。

經仔細分析后,艾行利指出,警察部門對該案的處理,明顯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程序違法,一是對吸毒事實的認定不夠科學。

按照有關規定:“采集的檢測樣本經現場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應當分別保存在A、B兩個樣本專用器材中并編號,由采集人和被采集人共同簽字并封存。”該案中,派出所未對原告的尿液進行保存,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也無法再檢測。

另外,該案中警察使用的檢驗方法存在局限,這種體外診斷方法,只定性不能定量,適合用于初篩。簡單來講,用這種檢測技術得到的結果,不能作為確診證據。更離譜的是,檢測板檢測的是咖啡因陽性,處罰結論卻認定是吸食安鈉咖,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物質。

最終,法院基本采納了艾行利的辯護意見。“32位貨車司機的駕照算是保住了!”得知結果后,艾行利長舒了一口氣。

除此之外,從媒體上看到一些人的不幸遭遇,艾行利也曾主動提供法律援助,加上偶然遇上的,和主動找上門來的,他盡己所能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

艾行利還記得,有一次已經夜里11點多了,他突然得到通知,自己的當事人已被允許取保候審。隨即,他和這位當事人的父親趕緊驅車到派出所接人。將父子二人送到賓館后,他獨自駕車回家。

“回家途中,我就抑制不住地想唱歌。一件看起來非常困難的案子,我上下忙活了一個多月,收集了大量的證據,辯護意見加附件整理了800多頁,最后取保了。這個案子的律師代理費雖然不高,但努力之后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這給我帶來的那種成就感,真的是無法言喻的?;氐郊視r,已是夜里12點多,平時不喝酒的我,甚至開了一瓶酒,一邊喝,一邊聽歌。這種心情,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艾行利感慨道。

這也是他能夠一直在刑辯這一布滿荊棘的路上長期堅守,持續奮進的不竭動力。正如錢列陽律師所說,“一個刑辯律師只有心有法治理想、胸有行業格局、腹有人文情懷,眼中才會有詩和遠方。”

務實的理想主義者,是睿智的生命選擇。

遙遠的夢想,可像頭頂的指路明燈,照亮前行的路。路雖遠,要堅信,行必能至。與此同時,夢想需要汗水的澆灌,需要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的去描繪,生活是細節的經營和積累成就的。理想再近,不去實踐,最終也難免成為“海市蜃樓”。

“做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我們需要心中有理想,亦需要腳下有行動。”艾行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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